三、贸易冲击的类型与效应
贸易冲击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正面的，后面两种都是负面的。正面的冲击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比如加入WTO，降低了贸易的成本，可以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后面两种的贸易冲击都是负面的，一种是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减少了总需求，出口没有了，内需又补不上，经济增长就会下行。第三种是贸易战或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也是负面的，它不是减少总需求，总需求还在，它增加了贸易成本，刚好和加入WTO倒过来，只要打贸易战，两败俱伤，大家的贸易成本都会上升。
上图所示，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贸易冲击。第一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于是1998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44.4%下降到了15%左右，完全是负面的冲击。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比较高、没有内需的国家，当时的政府制定了什么政策呢？就是刺激内需，买房买车。1999年又推出房地产新政，取消福利分房，走上了房地产商品化道路。
第二次冲击发生在2001年。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这个冲击是正面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负13%变成正4.6%，随后一路上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1999年房改以后房地产没有走上泡沫化的道路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推动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又回到了健康的轨道。
第三次冲击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又是一次负面的冲击。面对这次特大的贸易冲击，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面对出口下降造成的投资和消费下降，只能重启房地产，并实施大基建，于是有了五高：高铁、高速公路、高压网、高科技和高楼大厦。这些基本上都是非贸易品，而且大部分是属于资源错配，从而带来了巨高无比的负债。
2008年以后，中国遭受的负面冲击力量太大，致使出口增长下降了15%。通过政府的干预，虽然维持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偏离了轨道。发展到今天，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市场力量受到压制，资源错配，经济泡沫，负债高高挂起。这三次冲击告诉大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依靠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来说，负面的贸易冲击是承受不起的。在2008年贸易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如果还要再打一场没有胜算的贸易战，再来一次负面的贸易冲击，不知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来对冲这样的冲击？
四、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
前面提到，我们已经经历过三次冲击，两次是负面的，一次是正面的。今天我们很可能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又带来一次冲击，究其根源，贸易失衡的原因是一个国家异质的问题：中国和美国，中国出口美国5000多亿，美国出口中国3000多亿。中美两国为什么一个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逆差国，一个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顺差国？自从进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以来，美国就专业化做研发，因此有了美国独特的增长模式，让它成为全球最大的逆差国。美国是资本最多的国家，居然还在进口资本，为什么？因为他的专业化分工研发。研发特别花钱，以致美国虽然是一个资本要素密集的国家，但是仍然需要进口资本来满足研发投资的需要。
我们先用上图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凡是资本劳动比高的国家做产品包A，例如汽车，处在在上图45度线（资本劳动比）的上方；凡是资本劳动比低的国家，在45度线的下方，做劳动密集要素的产品，就是产品包B，例如服装鞋子。原来美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汽车，中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服装，两国之间的贸易属于一般均衡的内点解。但自从有了中间品生产的标准化与可贸易，于是分工变成了产业链分工。所有国家只做一道工序，于是国际分工就由传统的内点解变成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状态下的端点解或角点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图中的红线。美国只专业化做端点上的研发，通过产品包分拆，把中间品和加工组装予以外包。拥有技术和资本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中间品和关键零部件，而中国则做了下游端点上的加工贸易。这样的产业链分工形成之后，虽然全球贸易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其外部性也随之而来。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顶部增长，就是10%能够参与高科技研发的劳动力收入上升，90%缺乏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则由于就业机会减少与工作岗位的流失而趋于停滞。美国社会的矛盾因此而趋于激化。
面对这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美国政府应该怎么做呢？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两种应对方法：一是把90%的美国普通劳动者都变成工程师去专业化从事研发工作，但这在实际上不可行；二是让外包“回岸”，在美国本土重建产业链。比如鼓励与苹果配套的富士康、与美国汽车公司配套的福耀玻璃等企业搬迁到美国去，为美国的普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来解决全球产业链分工所产生的外部性。
全球产业链分工对中国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做加工贸易，最为重要的成本当然是运输费用，即贸易理论中所说的“冰川成本”。为了降低冰川成本，加工贸易就只能在沿海地区做，因为海洋运输成本是最低的。按照这样的配置原则，专业化从事加工贸易的中国便会发生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由于海洋运输成本最低，加工贸易产业就会规模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从而导致东部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运输费用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则缺乏这样的机会，其结果便是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解决这一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能够让人口流动起来，收入就会均等化，结果，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可以说不平衡的，但人们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是可控的。但是，我们错就错在没有鼓励人口流动，反而采取了不当的开发西部的政策，不仅导致出口下降、增长下行，而且还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
接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贸易摩擦中，为什么美国最为关切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美国的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在太大，我们用美国经济学家韦恩做的一个统计，到2014年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了4550万个就业机会，为美国贡献了6.6万亿美元的附加值，而且从2010年算起，美国的知识产权研发增长了大概30%，占比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美国要把巨额的研发成本收回，就必须有偿转让知识产权，所以美国绝对不允许外部世界侵犯其知识产权。目前，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商品出口总额为8420亿美元。外国实体付给美国知识产权持有人1284亿美金，中国付了88亿美元，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支付422亿美元。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有大量的知识产权遭到了侵犯，从而导致其研发投入受到冲击。
研发上一种很花钱的投资。研发为什么特别花钱？和工业制造、互联网平台交易相比较，研发特别花钱。第一，研发是一个失败概率很高的事情，投十个项目，九个得亏损，一个才能盈利，损失是明摆着的。第二，研发投入的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大部分知识不能免费获得，和专利有关的技术必须得付钱，参与研发的人需要很高的财务回报给予激励。第三，研发需要现金预付，因为在流程上属于前端，你还没有产品，先得雇佣一流的人才，得付很高的薪水。正因为研发特别花钱，所以美国不仅需要进口资本要素，而且还必须强力保护其研发成果，通过知识产权有偿转让来获取回报。这可以说是美国在贸易战中不可能放弃的底线。
美国式的增长可以简要概述如下：专业化做研发，研发是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美国通过做研发来推动经济增长，导致投资超过储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贸易失衡是因为消费超过储蓄，这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错误判断，美国并不是储蓄超过消费，而是研发投资超过消费带来的贸易逆差；美国通过进口资本来满足研发所需；又通过进口商品来满足国内商品需求；用资本项顺差来平衡经常项逆差。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和美国开展贸易、而不能打贸易战呢？这需要从美国这种独特的增长方式所产生的全球外部性说起。从供给角度来讲，美国通过专业化研发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组织者；从需求角度来讲，美国通过大规模商品进口为全球提供顺差市场。这就是美国增长带来的外部效应。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千万别断绝跟美国的贸易关系。从供给角度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参与美国组织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分享美国研发的溢出效应。从需求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利用美国的顺差市场来突破需求约束。当然，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我们在参与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时，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便不难发现，美国这个顺差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上图可知，中国对美国是贸易顺差，但对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则是逆差。我们需要从德国进口机械设备，从韩国进口中间品零部件，从日本进口技术等。以上这些进口都是中国出口的函数，且是中国企业生产函数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些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供给自然只能来自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当然也就无法平衡对德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所以中美贸易战不仅涉及到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国贸易的总量平衡问题。从统计上看，中国对德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假如没有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要想实现对外贸易的总量平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5060亿美元的商品，从美国进口了3750亿美元的商品，顺差达为1310亿美元，在对冲中国对德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后略有盈余。这样的贸易结构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事实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金主，并且就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顺差市场而言，绝无替代者。所以我们若是要与美国打贸易战，实属非理性之举。
此外，贸易战还有可能引起货币危机。贸易战会引起出口下降，出口下降又会引起外汇供给与外汇储备下降，进而造成汇率贬值。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决定汇率稳定与否的基本面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外汇供给。如果人民币真的出现了长期的趋势性贬值，它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资产效应，一个是贸易效应。先看资产效应，在金融资产高于固定资产占比的情况下，汇率一旦贬值，产生的冲击强度比我们想象的大。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很强，对汇率极其敏感，只要汇率贬值，资本外逃就将不可避免。当然政府可以采取外汇管制的政策措施，但这会形成贬值预期，贬值预期一旦形成，就会对投资构成压制，因为货币贬值会导致投资的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大幅下降。
接着再来讨论一下货币贬值的贸易效应。汇率如果贬值了，能否冲美国的关税上涨，达到促进出口的作用呢？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官方汇率贬值是有助于出口的，一旦由贸易战引起的交易性贬值，是不可能促进出口的，相反只会加速资本外逃。官方汇率贬值改变了国内外相对价格，有助于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重新配置，但如果是交易性贬值，那么从逻辑上讲，是先有资本外逃，然后才有人民币价格下跌，即使国内外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也已没有资本可以流向贸易部门。所以，结论是，如果真打贸易战，还要打持久战，人民币的基本面就会趋于恶化，货币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幅增加。
五、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战对中美双方都不利，但对我们而言损失可能会更大。原因就在于贸易顺差国通常都会败给逆差国。对于逆差国而言，贸易战的最坏结果是恢复贸易平衡。但是对于顺差国来讲，则会造成产能过剩与增长下降。再从中国是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角度来看，缩减或者中断与美国的贸易，静态会失去比较优势，动态会失去学习的机会。
回顾一下已经发生的两次负面的贸易冲击，我们也不难预期，贸易战一旦升级，我们是缺乏对冲能力来闭合由贸易战造成的产出缺口的。这个缺口究竟有多大呢？根据摩根史丹利2017年的测算，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15%、30%、45%三种税率假设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分别下降21%、46%、72%，对应中国的总出口下降为4%、8%、13%。这个冲击要大于1997年的负面冲击，接近于2008年的负面冲击。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曾经启动汽车消费和房地产消费来加以对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有重启房地产、推动大基建来加以对冲。其效果都不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偏离正常轨道，走上了非市场、泡沫化的发展道路。如今房地产已经到头，基建已经过剩，实业更回不去，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对冲如此严重的贸易冲击。
如前所述，如果坚持贸易战，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会下降，可是今天中国的实际状况已经不能接受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下降。原因就在于中国已经步入债务经济，而债务经济要求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否则就会爆发经济危机。上图的数据告诉我们，今天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300%左右，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241万亿，商业银行作为贷方，其价值241万亿的资产就是整个社会（作为借方）的负债。谁在负债？企业、居民、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本身。如果资金成本是3%（这是绝对低估的），那么经济增长必须率就必须达到9%以上，否则就意味着有人违约，没有能力还本或者付息，从而整个社会就没有净储蓄和新增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就将步入持续下行的轨道，无法走出衰退周期。除非发生像2001年那样的、正面的贸易冲击，才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增长重新回归正常的轨道。因此，结论是，尽管我们已经难以获得像2001年那样的、正面的贸易冲，但至少不要主动去打一场我们无法应对的贸易战。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最优解是合作解，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方法，对内改革，对外贸易自由化，解决农产品自由贸易，解决服务业自由贸易，改变政府职能，土地 制度改革等。次优解是帕累托改进，比如主动降低关税，在政策上协调等，只要有人得益、无人受损，最终对双方都有好处。最糟糕的对策，就是推动贸易战继续升级，而且还要打持久战。这就有可能导致存量产业链转移，从而让经济掉入长期衰退的陷阱。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免责声明：转载文章仅用于学习交流，不代表本站观点。版权属原作者所有，如有疑问请来信告知： AIS.editor@intelleagl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