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日前透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私募基金投资于一级市场、新三板及再融资未流通项目合计资本金规模已达4.72万亿元，较2017年底增加6100亿元。
私募股权基金站在逼近5万亿关口的当下，其制度红利以及业内对相关制度建设的呼吁也在升温。洪磊呼吁，应当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作出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的制度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犹存，但随着小米等内地创新型企业纷纷赴港上市，“新经济”公司上市热潮来了。对于私募基金来说，上市并不一定是投资人的摇钱树。2017年包括众安在线、阅文集团等在内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在经历了上市后的狂热后，股价均较上市初期有了较大幅度的下折。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外私募股权并购基金火热，而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主要通过企业IPO退出，并购基金市场有待成熟。随着中国市场走向成熟，以往出现的超高回报私募投资项目将逐渐减少，短时间内获得超高回报将越来越难。
私募基金成直接融资重要通道 形成资本金4.72万亿元
“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私募基金累计投资于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新三板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再融资未流通项目8.56万个，形成资本金4.72万亿元，较2017年末增加6100亿元。”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日前透露的数据显示，私募基金已成为直接融资的重要通道。
其中，私募基金投早投小趋势显著，为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关键支持。在投项目中，投向中小企业项目合计4.54万个，在投本金1.66万亿元。从行业分布看，互联网等计算机运用、机械制造等工业资本品、医药生物、医疗器械与服务、传媒等产业升级及新经济代表领域成为布局重点，在投项目企业数量合计4.15万个，在投本金合计2.03万亿元。
洪磊表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为投资目的，为新技术找到产业化扩张路径，能够持续推动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是风险定价和风险分担机制最充分、创新资本形成能力最强的资源运用机制。
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洪磊认为，公私募基金的共同经验表明，信托关系是资产管理业的根本关系，恪尽受托人义务、切实防范利益冲突是赢得投资人信任的前提，是资产管理的根本要求。《基金法》忠实贯彻信托关系，围绕基金财产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和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义务建立了完整的制度框架，应当成为资产管理行业的根本大法。
在他看来，虽然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的性质不同，实施的手段和保障措施不同，但二者均为法律授权的对行业行使规范权力的主体，是法律基于行业特征作出的针对性安排，体现了法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私募机构按照《基金法》要求，在行业协会登记备案，接受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持续监管，依法合规开展集合资金、组合投资活动，行使从资金到资产的金融转换功能，事实上具备了“持牌”特征，应当在《基金法》下得到公平待遇。
私募股权资本逼近5万亿关口 洪磊呼吁建立有利长期投资税制
股权类私募基金的市场正在逐渐扩容。
6月9日，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会长洪磊在第20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透露，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私募基金投资于一级市场、新三板及再融资未流通项目合计资本金规模已达4.72万亿元，较2017年底增加6100亿元。该增加额已超过了2018年同期的场内募资规模。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有关股权类私募基金的红利也在悄然增加，无论是正在研究的股权类私募管理人信用指标体系建设；还是为创投基金适用于《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下称《特别规定》）的措施，都是当下股权类私募受到政策进一步支持的缩影。
在私募股权基金渐成规模的当下，有关私募行业的监管和政策红利呼吁也在逐渐升温。洪磊表示，《基金法》应是包括私募行业在内的资管行业的根本大法，当下应当创造有利环境，推动私募基金更好服务创新发展；一方面为私募基金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则要依法制定行政规则和税收规则，做出有利于风险投资和长期资本形成的制度安排。
增量赶超场内
“三个月6000亿相当于每个月不少于2000亿，这还要考虑到这期间有春节长假的因素。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6月11日，北京一家侧重于定增投资的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2018年第一季度内，股权类私募投出的资本金增加额就赶超了场内规模。根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沪深两交易所合计募资规模为3654.72亿元，仅为上述投资增加额的59.91%。
“私募基金目前已经成为孵化新经济和支持双创的重要载体，并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6月11日， 一位接近中基协人士表示。
从私募股权投资的结构分布来看，其的确具有支持创新创业的“新经济”特质。据洪磊透露，在私募股权类投资的结构中，“投早”“投小”趋势显著。在投项目中，投向中小企业项目合计4.54万个，在投本金1.66万亿元，占比达35.17%。
“从行业分布看，互联网等计算机运用、机械制造等工业资本品、医药生物、医疗器械与服务、传媒等产业升级及新经济代表领域成为布局重点，在投项目企业数量合计4.15万个，在投本金合计2.03万亿元。”洪磊指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为投资目的，为新技术找到产业化扩张路径，能够持续推动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是风险定价和风险分担机制最充分、创新资本形成能力最强的资源运用机制。”洪磊表示。
呼吁税制健全
私募股权基金站在逼近5万亿关口的当下，其制度红利以及业内对相关制度建设的呼吁也在升温。
例如针对证监会给予创投基金减持行为差异化政策支持的《特别规定》，中基协日前在“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开放了申请适用的相关模块，并发布《创业投资基金申请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操作指南》，以新老划断的方式明确了创投基金的适用标准和计算口径。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有关股权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行业信用信息指标体系也处于酝酿状态。
在洪磊看来，业内应当给予私募机构更加公平的待遇。“私募机构按照《基金法》要求，在行业协会登记备案，接受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持续监管，依法合规开展集合资金、组合投资活动，行使从资金到资产的金融转换功能，事实上具备了‘持牌’特征，应当在《基金法》下得到公平待遇。”
同时，洪磊也建议完善私募基金税收规则；此前，《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已将资管产品纳入征税范围。
洪磊指出，“基于基金财产的纳税义务，其义务主体只能是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只是代扣代缴主体。基金财产虽然由基金管理人运营，但并非管理人资产，将管理人作为基金产品纳税义务人，对基金财产征收增值税，违背了《基金法》规定的税收法则。”
“以基金行业为例，我们既缺少鼓励长期投资的税优安排，也缺少鼓励技术创新、鼓励为技术创新提供资本形成的税收设计。”洪磊指出。
洪磊呼吁，应当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作出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的制度安排。“我们期待税收政策能够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型发展的历史大局中再进一步，更加重视税收的第三重内涵，全方位推动技术创新，契合投资基金活动特征，作出有利于风险投资、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的制度化安排。”
新经济搅动资本市场“一汪春水” 私募寻求多样化退出渠道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发展科项目管理部主管许正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港交所的新政瞄准“新经济”，瞄准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满足一定条件的新经济公司并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境外上市的大中华区企业选择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尽管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犹存，但随着小米等内地创新型企业纷纷赴港上市，“新经济”公司上市热潮来了。
“通过适当的保障措施，我们的上市制度改革将深化并拓宽融资平台，并提高整体竞争力，从而为私募股权投资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退出的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在近日于香港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以下简称“私募投资会”)上表示。
“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体系，而吸引这类企业上市是近期港交所新上市制度的一大重要目标。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发展科项目管理部主管许正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港交所的新政瞄准“新经济”，瞄准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满足一定条件的新经济公司并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境外上市的大中华区企业选择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在私募投资会上，刘怡翔透露，在新上市制度之后，已经有一定数量新经济企业申请赴港上市，新制度能够吸引投资者对生物科技和 “同股不同权”(WVR)类型的公司的兴趣。
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机构也向本报表示，医疗研发等生物科技类新经济公司的上市咨询明显增多。有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预测，未来十年医疗生物类公司将占上市企业的主体。
然而对于私募基金来说，上市并不一定是投资人的摇钱树。2017年包括众安在线、阅文集团等在内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在经历了上市后的狂热后，股价均较上市初期有了较大幅度的下折。在受访者看来，这些股票与美国科技股联动性较强，近期国际政经情势波动使得这些股票股价受影响，此外，上市初期这些股票预期较高，下跌后逐渐回归基本面。
瑞信亚太区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部联席主管洪长福也在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几年新经济上市数量明显增加，但上市必然是企业对自身公司情况、当时的市场状况综合考量后的结果，因此上市潮“是一个很动态的事情”。
受访人士也表示，除了上市外，并购、重组、上市等等也越来越多成为投资新经济的私募基金退出的渠道。
新经济与独角兽的狂欢派对
谈起近几年市场的变化，汇生咨询创始人及CEO刘鹏在私募投资会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2016年的时候一级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在2017年、2018年的投资开始发生改变，市场上有了很多投资，“IPO市场很活跃，无论是港交所还是美国都很多”。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境外企业IPO的数量74起，其中50起在香港，24起在美国，相比2016年的10家和2015年的9家，从数量上来看，2017年是中概股IPO自2011年以来最火爆的一年，而这种火热的情势或将持续。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小米、美团等传闻或确定会在2018年年内上市的企业，总估值规模超过了2300亿美元。
火爆的市场下，香港将上市制度改革瞄向“新经济”更让很多公司“蠢蠢欲动”。
瑞信证券中国宏观研究主管陈昌华分析道，有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和上海在2010年VC(风险投资)投资的资金额大概是硅谷的十分之一左右，到2015年已经大致一样。
陈昌华指出，在2014年到2016年中间，PE/VC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很多投资者在当时使用了较低成本的美国的资金，而当美国的利率上升之后，资金成本上升，投资者就有变现的需求，“现在借钱的资金成本和前几年完全不一样了，投资者也会比较急切。”
“未来两三年，可以想象很多前几年投下的投资者的钱会通过股市变现”，陈昌华指出，港交所的新政改革也让这些投资者的退出更容易。
但洪长福也指出，投资者的资金运作三到七年后，退出是基金考量的一个因素，会鼓励企业进行包括上市在内的退出方式。
另外一点，洪长福认为，企业在某个时间段通过上市，不论是打造品牌、进行融资，还是对于员工持股的流动性考量，激励人才等都是有正面作用。
当初阿里巴巴退市的时候，也有基金通过不同的结构、方式退出，洪长福表示，随着企业在治理方面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国际化，企业董事也会提出“什么时候会考虑上市？”因此，洪长福认为，上市潮是一个很动态的事情，像“小米上市可能两年不太合适，雷总(雷军)也讲过会在比较舒服的时间上市，目前市场也在、投资者也能够接受的时候，那就会是这个上市的窗口”。
但随着新经济公司不断上市，包括2017年阅文集团、众安保险等在内的企业在经历上市初期的暴涨之后，均较最高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像阅文集团股价尽管近期有所上涨，但仍较上市初期高点下滑约28.5%。这让市场怀疑“像小米等公司的在香港巨额IPO，这让香港市场资金吃紧，对市场里的其他公司也会有影响”。
对此，洪长福表示，从资本周期来看，市场长期还是往上走，但是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幅度，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加息、地缘政治以及贸易因素，不同因素影响了投资者的气氛。
“现在国债水平和去年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市场本身非常动态，企业本身也有流动性的挑战，要考虑多重因素”，洪长福说。
陈昌华也分析称，企业的股价由其基本面决定的，而市场好不好是短期的事情。目前新经济企业的股价上升比较多、估值比较高，盈利预期已经比较高，要透支股价也比较困难。
陈昌华也表示，股价的好与不好，不能过分夸大IPO的因素。
私募退出渠道多元化
尽管港交所等交易所的新政的确对部分企业IPO起到了刺激作用，但上市并不是私募退出的唯一渠道，其他退出渠道也逐渐增多。
许正宇也表示，港交所的新政对上市企业也有诸多限制，例如，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对未盈利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还提出要有一个资深的投资者投资在企业里，希望这家企业已经得到市场认可，才能上市进行交易。
此外，对于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则会要求，同股不同权的权利拥有人，对公司有持续的贡献。许正宇解释称，考虑到新经济企业和老经济很大的区别，很大程度上依靠发起人的智慧来持续发展，在没有同股不同权的情况下，发起人的股权被稀释，也就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港交所允许一定的空间，让发起人持续对公司有影响，但是如果发起人的影响力没有了的话，那么他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了。
私募在选择上市的渠道退出外，通过并购、出售(trade sale)的途径退出的数量也在增多。摩根士丹利亚太并购业务主管谭楚翘在私募投资会上表示，大概十年前，很多PE还在做风险投资，在选择退出机制的时候会选择让企业上市。
但是在5至7年前，像协议控制等开始出现，包括出售等途径使得私募的IRR、退出的时间点更容易掌控。谭楚翘指出，在接触的私募基金的客户中越来越多地会选择M&A、出售等形式退出。
TR Capital 管理合伙人修志明表示，私募基金都会有时间的压力，在资金期内希望能够快速退出，除了IPO、M&A、出售等，私募基金之间的换手的数量也在增加。
近年来市场的变化让私募退出的渠道选择性更多。景林资产管理香港公司合伙人曾晓松表示，在港股通开通之前，香港资本市场对于中小盘的股票不是特别认可，很多私募在退出的时候甚至是要打折卖出。
而在港股通开通后，日成交量非常高，曾晓松表示，这使得PE会在决定企业上市的时候，考量在哪个市场中会有更多的可比公司，同行业企业估值如何等。但香港的市场还是更加理性，曾晓松指出，最近新上了很多独角兽企业，不少IPO当天就破发了。
修志明透露称，最近接触的一些大陆的公司中，原计划在A股市场上市，但是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些公司最终选择重组后在香港上市。
超高回报项目将逐渐减少 私募股权并购基金有待成熟
6月8日至10日，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深圳召开。宜信财富海外私募股权负责人Seungha Ku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国外私募股权并购基金火热，而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主要通过企业IPO退出，并购基金市场有待成熟。
他指出，欧美市场的私募股权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种类丰富，规模也比较大，与中国市场相比成熟许多。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欧美市场的并购基金多，而中国少。他表示，从数量上看，国外市场上50%以上都是并购基金；从投资金额来看，70%以上是并购基金。他指出，这与中外市场结构特征不同有很大关系。国外许多大型企业是家族企业，旗下有众多子公司，当子公司业务与集团发展方向相关性不强时，集团可以选择把这些非核心资产卖给并购基金。
他进一步表示，国外并购基金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专注早期投资的小型并购基金可以把企业卖给中型并购基金，等到企业相对成熟之后再卖给大型并购基金，这样就形成一条系统的“生态链”，但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不成熟。
Seungha Ku指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机构投资者目前已经成长到比较成熟的水平，而个人投资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认为，随着中国市场走向成熟，以往出现的超高回报私募投资项目将逐渐减少。很多个人投资者还没有看懂这个逻辑，对长期投资理解不足，不愿意花时间跟投一个好项目，而是扎堆投资“蹭概念”的项目，容易导致决策失误。他强调，短时间内获得超高回报将越来越难。
文章来源：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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